第190章 狂热时代

一九七零年一月十一日,席存瑞与所有部长级官员正式宣誓就职。

顾祝同是在国务院一间专门为他划出来的办公室里宣誓的,航空航天部刚刚成立,办公大楼的选址工作都没结束,要等到两年之后才能建成,所以他只能暂时在国务院的办公大楼里开展工作。

当然,这并没有打击他的工作积极性。

就任之后,顾祝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起草载人登月工程计划书,而且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拿出了详细计划。

一月十三日,在第一次内阁全体会议上,顾祝同就抛出了这颗重磅炸弹。

载人登月工程,也因此成为席存瑞第二届任期内审议的,以及提交给国民议会进行投票表决的第一份政府议案。

显然,这足以证明顾祝同对载人登月工程的重视程度。

有趣的是,当时席存瑞反而不是很重视。在席存瑞看来,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危地马拉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在此之后,内阁会议上的主要话题都与危地马拉战争有关。

更有趣的是,在谈论到战争话题的时候,顾祝同很少表明态度,甚至很少参与辩论,只有在席存瑞、或者是丁明聪提到的时候,特别是主动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他才会给出一些简单的建议。

在其他人眼里,顾祝同似乎压根就不关心这场关系到数十万中人的战争。

只是,顾祝同不是国防部长、也不是国务院总理,而是航空航天部长,因此他不愿意参与跟本部门无关的讨论话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么说,不在其位不谋其职,顾祝同现在的身份不是军人,而是政治家。

当然,席存瑞知道个中缘由。

这就是。顾祝同一直不大重视危地马拉战争。在私下,顾祝同曾经明确告诉席存瑞,危地马拉战争迟早会结束,而且不管以什么方式结束,其最终影响都不会很大,因为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在其结束之前就已经显现了出来,因此战争的结束方式并不重要,而战争本身也就不太重要。

说白了。就是没有必要为这场战争花费太多的精力。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意味着需要关注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对其他领域所造成的影响。

当时,席存瑞还不明白顾祝同的意思。

等他明白了顾祝同这番劝告的深刻含义之后,他不得不佩服顾祝同的政治头脑,以及长远的战略眼光。

这也让席存瑞相信,顾祝同在脱下军装之后,绝对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

也许,顾祝同更适合住进总统府。

当然,早在几年前。顾祝同就有这个机会,而且只要他愿意。他早就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总统了。

也正是如此,席存瑞开始无条件的支持顾祝同在航天领域的所有行动。

当然,席存瑞依然得把重点放到战争上,只不过他采纳了顾祝同的建议,即更多的关注战争的附带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载人登月工程就是危地马拉战争的附带影响之一。

前面已经提到,危地马拉战争肯定会结束。不管是在一九七零年结束,还是再拖上好几年,迟早有一天会结束。问题是。在战争期间,已经被压制了十多年的中事工业,以及相关的重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还大幅度提高了相关产业的工资水平。如果在战争结束之后,无法确保这些产业继续发展,至少是维持现状,那么中国就要出大问题。

显然,战争是政府行为,因此战争得由政府花钱。

这样一来,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为了维持庞大的产业规模,需要另外一个花钱的政府工程。

显然,载人登月工程就是一个花钱能力不亚于战争的政府工程。

更重要的是,载人登月工程与军火工业、重工业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可以看成是军火工业的延伸。

这就是,载人登月工程所涉及的工业产品,绝大部分由军火商提供。

比如,三家有能力生产大推力运载火箭的公司都是军火公司,生产了战略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空射巡航导弹、高空侦察机、远程截击机、远程防空导弹、舰载防空导弹等众多武器装备。

显然,有了载人登月工程,就算战争结束,这些军火企业也能获得政府订单,确保其雇佣的工人能够获得新的工作合同。

事实上,整条产业链都将获益。

说白了,载人登月工程也需要钢铁、需要化工产品、需要庞大的运输力量、需要大量先进技术,而这些需求与军火工业几乎没有差别,即与军火生产企业合作的钢铁厂、化工厂与运输企业,乃至科研机构,同样是载人登月工程的子承包商,能够从这个庞大的政府工程中获得盈利。

显然,关键就是政府得花钱,而且花的钱不比战争开支少。

在这方面,顾祝同做得非常出色。

在一九六九到一九七零财年度预算中,顾祝同就申请到了一笔额外预算,即为载人登月工程投入五十四亿华元的启动资金。

因为在已经通过的预算中没有这笔钱,所以这笔额外开支将通过贷款获得,然后在下一财年度偿还。

也就是说,提前动用了下一财年度的预算。

在很多人看来,五十四亿华元不算多。中国中央政府在这一年的预算总额高达六千五百亿华元,还没有包括四百七十亿战争开支。

问题是,这仅仅是启动资金。

在顾祝同提交给国民议会的预算报告中,这笔钱主要用在基础科研项目上,其用来启动与载人登月工程有关的关键科研项目,以确保载人登月工程能够顺利展开,并且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

从这个角度看,载人登月工程就是个无底洞。

顾祝同到国民议会做预算报告的时候,就有议员问到,实现载人登月,总共需要投入多少资金。

当时,顾祝同只给出了一个大概的答复,而且是最乐观的答复,即五百亿华元。

显然,即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让在野党的议员难以接受。

在辩论的时候,一名中华复兴党的议员就明确提到,哪怕五百亿华元能够把宇航员送上月球,这笔钱花得也很没有价值,因为把这笔钱花在其他地方的话,能够为国家与民众带来更多的好处。当时,这名议员就提出,让载人登月工程下马,把计划用在载人登月工程上的资金用来完善国家道路交通网,实现铁路电气化,并且修建贯穿全国的四横四纵八条高速公路。

事实上,五百亿华元,只是最保守的估计。

显然,实际花费将远远超过保守估计。

关键就是,载人登月工程所需的技术大大超越了这个时代。为了弥补技术缺陷,就需要投入海量资金,用笨拙的手段来实现同样的效果,从而绕过技术壁垒,确保整个系统能够技术运转。

比如,当时的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就离实现载人登月有很大的差距。

为了绕过这个技术壁垒,就只能采用相差了一个时代的落后技术,从而导致与之相关的系统严重超重。比如,为了弥补计算机运算能力的缺陷,不得不采用机械设备来实现类似的功能,而用在飞行控制系统上的机械设备的总重量高达三百多公斤,而如果有足够先进的计算机,系统重量能控制在十公斤以内。

说白了,当时中国的载人登月工程,几乎就是靠蛮力搞上去的,或者说是用金钱做基础堆积起来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前面提到过,如果从经济可行的角度出发,即便到二十一世纪,载人登月的技术都没有完全成熟,即没有经济效益可言。

所幸的是,在冷战期间,所有战略项目都是政府工程。

政府工程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经济效益是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说白了,很多政府工程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载人登月工程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在冷战期间类似的政府工程数不胜数。比如,中德两国一直在比拼建造摩天大楼的速度,以及摩天大楼的高度。又比如,在法国人顾拜旦开创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中德就开始在竞技场上展开全面较量,冷战期间的每一次奥运会都是中德两国奖牌数量的比拼大会。即便谁得了金牌,对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没有半点关系,但是每当本国的运动员得了金牌,特别是击败了对方的运动员得到金牌,国民总会异常兴奋。

这些烧钱的政府工程,一直贯穿整个冷战,可以说是中德冷战的主要标志。

有趣的是,不管政府工程烧了多少钱,只要能够成功,就肯定能得到国民支持,甚至是花钱越多,越能得到国民支持。

这是一个狂热的时代,一个整个国家都处于癫狂状态的时代。

同样的,这也是一个奇迹频出的时代,更是一个科技大发展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