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和基本思想

祝太文

[摘要]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在总结建国以来建设经验和以苏联模式的缺点和错误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走自己的建设道路所要解决的十大矛盾问题和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基本思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依旧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十大关系;形成背景;调查研究;基本思想

“伟大的理论产生于伟大的实践，又指导着伟大的实践;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深入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情况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关于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其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所提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经济、政治建设的方针、政策，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方法和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论十大关系》产生的背景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建设模式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试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新生状态，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封锁，世界上只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情和支持新中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将战火烧向中国，一直得到美国支持的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还时刻准备着反攻大陆。在这种情况之下，新中国实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政策，同苏联结盟以抗衡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的军事进攻。

在国家建设上，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多少经验，只能根据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建设国家。政治上，苏联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强有力地保证了人民政权的稳固性。经济上，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依靠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独立的工业体系，这对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国有着切实可行的示范作用。在建国初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遭受百年战争破坏的国家，百废待兴却又缺少资金、设备和技术，生产力水平还停留在靠天吃饭的状态。苏联的经济模式，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便于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经济生产和社会建设。苏联模式成为新中国建国之初摆脱内外危机的适当的和必然的选择。

（二）苏联模式矛盾和弊端显现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面对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围剿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列宁以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化解了危机，随后以新经济政策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俄国的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斯大林继任后，俄国内外仍然危机四伏，加之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模糊，于是逐渐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高度封闭的外交体制等等，这种苏联模式在短期里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是长期施行，高度集权的政治容易破坏民主，不利于发挥人民的积极性;高度集中的经济容易导致生产关系僵化，不利于解放发展生产力和改善民众的生活;高度封闭的外交会妨碍对外学习交流，容易导致自身的狭隘与落后。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6月，民主德国柏林发生群众游行示威要求改善生活的事件，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种种骚动不安的迹象，充分说明苏联模式暴露出来的矛盾和弊端已经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新中国在解放初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是模糊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①又经过三年多建设经验的积累，原先的建设模式也出现了不适，现实到了需要进行适当调整的时候了。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披露的内容震动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揭示了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都是正确的，尽管淆乱许多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在相当程度上破除了许多人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和教条。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辩证地看待斯大林个人的是非功过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败得失，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并以此为契机，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三）朝鲜战争后国际局势有所缓和

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始终是外部侵略和欺凌中国的总后台，有关侵略和反侵略的新认识产生，总是与美中关系联系在一起。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使党和国家在世界上获得巨大威望，中国人的自信心也大大增强。彭德怀就此向世界宣布：“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③毛泽东预测“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④并认为中国应该尽量利用这个和平时期进行国家经济建设。

抗美援朝的胜利为中国赢得空前的国际威望，1953年12月周恩来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后来得到印度和缅甸两国的共同倡导，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1954年4月—7月，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并起了积极作用。新中国努力推行“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的方针，⑤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1955年4月，中国参加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一次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拉会议，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自此新中国同世界更多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外交关系，并逐步形成走向世界的外交格局，这一时期外交的成就为中国致力国家建设争取了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四）建国初期国家各项建设的经验积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被帝国主义百年侵略掠夺、被国内反动统治者长期剥削压榨，近代工业停滞落后、农业原始生产倒退、交通闭塞运输阻滞、通货膨胀物资匮乏、人民生活异常困苦的国家，整个国家处于一穷二白又千疮百孔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工作的重心，紧抓国家财政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抵御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侵蚀，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阶级所有、合理調整民族工商业。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年底完成了土地改革、现有工商业的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中，国营经济由于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人民政权的支持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条件。

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中国依旧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了提高工业化水平，1953年开始实施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注意从当时国情实际出发，做好统筹兼顾，采取灵活政策，改善人民生活，至1956年即宣告计划规定的任务提前完成，初步建立起以重工业为主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与此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迅速展开。至1956年初，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逐渐铺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实现国民经济的好转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一些自己的经济建设经验，加之对苏联模式的缺点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二、《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

（一）《论十大关系》的调查研究和发表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要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就必须了解实际，而了解实际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党工作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曾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⑥只有通过适当的途径、方式方法，有计划、有目的地了解事物的真实情况，才能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思考加工，以获得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为准备八大报告，刘少奇从1955年底开始就分别听取了中央部分工业部门的汇报，毛泽东自1956年2月14日开始至4月24日期间，同政治局、国务院部分同志一道先后听取了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委编制的关于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国防工业建设规模速度、经济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并就其中的一些问题与有关人员进行了探讨，在结合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建设的经验和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等基础上，思考了今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了其总结和思考的重要结果——《论十大关系》，5月2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此作了进一步阐述，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作为指导方针体现在大会的报告及相关的文件之中。1965年12月27日，毛泽东的这篇会议报告印发全国县团以上领导干部学习。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正式公开发表。1999年6月，此文被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⑦

（二）《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通过对新中国三年经济恢复期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的调查研究，综合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解决的十大矛盾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即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主要涉及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方针政策、向外国学习的问题等方面的思考。提出这十大关系的根本目的，是一定要处理好这些矛盾，以便“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⑧

三、《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必须经历的过程，而重工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是工业化的核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就曾说“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⑨新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性和重工业在工业化道路中的意义，都要求新中国发展以重工业优先的工业体系，完成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任务。

毛泽东研究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时，直言“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同时，他也指出“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也就是要在重点投资重工业的建设的同时也要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以免出现像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那样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导致“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严重问题”，⑩出现人民生活必须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从而动摇长远发展的基础。毛泽东关于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关系的论述，实际上阐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兼顾其他部门的发展，这是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模式。

在生产力布局上，针对历史原因造成的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比例不合理的状况，毛泽东研究后认为“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而且“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这样做也有利于备战。在考虑到新的战争短期内不会爆发，他主张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以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毛澤东认为我们“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所以中国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同时也认为经济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加强国防建设“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而且“军政费用必须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二）兼顾各方利益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

在利益分配问题上，“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毛泽东认为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间的利益关系，“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在工业领域，在讲究统一性的同时，也要照顾各生产单位、个人的独立性，以保证“发展得更活泼”，“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要适当调整，”并改进工人劳动条件和集体的福利。在农业领域，毛泽东认为苏联积累资金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应坚持轻税，缩小工农业品价格剪刀差，粮食收购价逐步增长、适当补贴，在国家、合作社与农民个人之间规定一个适当的收入分配比例。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三方利益兼顾，以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在管理问题方面，毛泽东认为“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苏联那样“把什么都统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也不利于中央的巩固。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国统一计划、统一纪律，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是必须的。但在这个前提下，承认地方的特殊性，允许正当的独立性，增加一点地方的机动权，有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主动性。

（三）积极向外国学习的思想

在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持开放的态度，明确主张向外国学习，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即使社会主义，也“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的，所以向外国学习是必须的。毛泽东又指出：不仅现在我们“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的时候要向外国学习，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在学习外国的方法态度上，毛泽东认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即使“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用这样的态度”。社会科学方面，学习马列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照搬，搞教条主义。自然科学方面，不清楚的可以大部分照搬，“但是也要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至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说明坚持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并不排斥学习外国有用的经验和引进先进的技术。

（四）处理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问题的思想

在对待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汉族地区基础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需要汉族的帮助，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优势互补。?所以必须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以搞好民族关系，实现全国各民族团结并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

在对待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许多民主党派是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形成的，在新中国，“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他们反对不合理的我们要反驳，反对有理的我们要接受，这有利于团结和调动民主人士的积极性，“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所以必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反革命“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会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危害，所以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镇压反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初，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现在反革命少了，但还有，“今后，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对于查获的反革命，必须“按照不同的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除少数“老百姓恨透了”的反革命必须镇压外，“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反革命抓到手以后，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从而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在分清是非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要看他们自己改不改，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还要给其纠正错误后继续革命的机会，我们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团结全党的方针。?

总体上看，毛泽东很好地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的哲学思维，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路线，将重点论、两点论、全局观结合在一起。毛泽东辩证地看待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他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建设中也存在着许多的矛盾问题，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但在解决矛盾时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考虑矛盾的特殊性。中国搞社会主义，要在走自己的道路基础上学习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论十大关系》所阐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及其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原则，不仅对当时经济政治社会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7.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③彭德怀总司令对西方侵略者经典论述.http：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35.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

⑦孙佩.《论十大关系》的整理过程研究[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3）：119-124.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44.

⑨斯大林全集（第1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67.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4-25.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5-28.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30.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1-33.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44.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3-34.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36.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6-39.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40.